江东浒（九粉万勿关注为谢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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忧容童子:

3。 周穆王的“猎鸟主义”

穆王北伐犬戎，至于河宗。突然齐集八骏，挥手向西，望昆仑山而去。显然，这是一场谋划已久的大战略。自昭王南狩不归后，他的儿子姬满将向西土发动雄心勃勃的外交攻势。他自愿担上责难与误解。因为他明白，这次的西进将是中国外交史上的重要一笔。一种外交理念呼之欲出，后辈妄自揣摩，名之为“猎鸟主义”。

投我以木桃，报之以琼瑶

避开都城的纷扰，王的身边是一干军人死党，名为“七萃之士”。毛公、祭公是他的喉舌，当地的宗室之守“河宗氏”是其爪牙。有了这些力量，王终于可以放手西进，播散周人的威德了。一路西行，与小国往来，穆王的外交准则有两条：

其一是对等外交，小国首领只允许与河宗氏或毛公祭公会晤，而对于东方上国的天子，只能顶礼膜拜。实际上“膜拜”一词，即来自于这些小国君主对王俯首帖耳的仪态。河宗氏作为地头蛇，为周王代言自是乐此不疲。看他狐假虎威，趁机发挥手腕，正好大大扩展势力范围，所以一路上尽心尽责。

第二条原则便是厚往薄来，中国的这一古老的信条，实源于周道。《诗经.卫风.木瓜》曰：“投我以木桃，报之以琼瑶”你给我木桃，我还赠的却是美玉琼瑶。这不仅是“来而不往非礼也”，更表一种诚意，以示“永以为好”。西境小邦之君，见到中原丰富物产，如见神赐，心生钦慕，纷纷贸易。无形之中，中华文明的吸引力大大增加，进而成为促使其归附的强大向心力。此一宏大构想自穆王付诸实践，后世之人放之四海，变为一种惯例，姑不论经济上的损失，却确实是强有力的文化战略。若说永乐帝、三宝太监的祖师爷是谁，非周人莫属。而周穆王在大方施舍之余，也不忘了向西人有所借鉴。若据《穆天子传》的记载，他从赤乌氏那里引进了先进农作物“嘉禾”，在重zhi氏之处铸造了玻璃，考察了骨（食干）（音gan）氏的胡麻手工业，更不用说那昆冈之下成批的美玉了。

在昆仑山，周穆王完成了他的溯源之旅。他一面寻找宗族，一面查阅河宗氏、容成氏的图籍，其中有一部分还是黄帝时的老古董。封礼昆仑，尽收美玉，如果仅为览胜，或是封禅，周穆王已然超越了先人，来到了周道的尽头。但他不愿停下脚步，向西，向西，继之而来的是陌生的绝域。

东辞帝都三万里，西出阳关第一人

踏出九州的周王，遭遇操着西漠之语的西漠之人。一切都是陌生的，只有大漠给人留下最深印象。据推测，这时王可能已抵达了亚利安人最东边的部落，他即将会遇见一位白人女王。她的名字无人能称，后人因她高贵智慧，不可侵犯，敬她为“西王母”。

不知道穆王在此前的见闻中是否已知悉了西王母的存在。公元前964年，两人相遇了。风尘仆仆的王，与其说是东方上国之君，莫如说是远游的英雄。所以王与西王母直接进行了对话。王的胸怀气度，折服王母，谁说只有西方人富于冒险精神？而西王母的学识修养，也使周王惊叹，不料她竟能以汉文做诗！王知道这是世上难得一见的奇女子。可叹后世无知之人，不能忍受女性出头，反将她的美丽妖魔化，描绘成了豹尾虎齿的残厉杀神。由于这种扭曲，我们已无从得知这两位伟大人物之间发生过什么。但每一次读到这段历史，总让人想起同一时代绝顶聪明的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的暧昧关系。也难免将所罗门王与周穆王有一比较：所罗门行商天下，胜过周穆王的劳民伤财；可周穆王的智识胸襟，伟略宏图，则不免高出西方王者一筹。我觉得在中华民族西行路上的英雄或偶像里，加一个姬满不为过分。古来史家对此一概抹杀，使人不平而鸣。

中亚的盛大军事演习

周穆王在西王母之邦一待就达四十余日，一方面是仰慕其人其国，另一方面也在积极筹备他最大的计划——猎鸟行动。他先将军队拉到西北大旷原之上，避开西王母的权势范围，开始大肆捕猎：上射飞鸟，下逐走兔，大猎九日，耀兵扬威，与今日的军事演习也是差相仿佛了。整个行动犹如一颗重磅政治炸弹，在中亚大草原上爆开了花。周王这一行动，旨在一举震慑西方的游牧民族。他的鹰眼似已预见到西部的外患要远比裂土封疆的楚人、野心勃勃的徐偃王更具威胁。这次“军演”之后，周王向当地人民征集大车百辆，满载猎物而归。旷原之野，积羽千里，惊弓飞鸟几年都不敢靠近。夕阳照下，一片凌乱凄凉，这幅图景，这般大手笔，将长期印在西漠之人的记忆里，向国家西陲的外部无产者们施以长久的压力。

以今人的眼光看，“猎鸟行动”显然破坏了生态，但比之原始人的野蛮猎头，海盗的凶残嗜杀乃至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，这又是何等的崇尚和平！西方探险家口口声声说自己带给蛮荒之地以先进的文明，我们只看见了先进的杀人武器，反而是该地的各种宝贵资源被掳掠一空。而周穆王，这位具有开拓精神的君主，他恩威并施，精于韬略，却不想对境外之土横加占有。他给“化外之人”带去的不是充满杀戮的“猎头主义”，而是财富，是贸易，是“猎鸟主义”。

在回程的路上，诸国慑服，只有瓜卢之山的阏胡氏惧怕王师，不敢迎接，据城自保。周王对这种不礼的行为不生气，也不意外。权力的扩张必引起恐慌和反感。他当下令全军转进沙漠，迂回归国，绝不侵犯他国分毫。由于跋涉沙衍，周军没有补给，以致缺水，连周王都无水可喝。七萃武士团只好杀马饮血。君王与将士同饮鲜血，却全无攻城夺水的邪念，这样的场面实在难得。然而周王深知，威势就来源于这种文明的力量及其对和平的承诺。以周王之大军，远行两万五千里之绝域，平安往返，竟未与周遭势力发生武力冲突，实在是绝无仅有的。

值得纪念的二万五千里长征

古之圣人将“兵”的力量运用在正义的事业上，绝不轻启战端。中国人自古奉行此一信条，所以自周王猎鸟中亚、郑和平叛狮子国，乃至将来，中国的军队总作为和平的力量出现，非常之时也要“以武止戈”。他们的指导精神就是外交上的“猎鸟主义”。这一由周穆王始创的理念，对于今人犹有启迪。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周王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业，和一位西方女王的友谊。当然，你可以选择怀疑《穆天子传》的真实性，但你总无法否认那浮在文字之上的中国人高尚平和的灵魂。 

4. 《论语》：一部没有内篇的子书

《论语》是否语无伦次？

A：……正是一部《论语》让后来的中国人变得“语无伦次”。

B：哎，你怎么能这样说呢？《论语》不是一篇一篇……

A：的极短篇。

B: 一句一句……

A:都连不起来。什么论仁的呀，论天命呀，都不成一套系统嘛……

以上出自赖声川的相声剧《又一夜,他们说相声》。在此作品中，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：《论语》20篇，涉及仁、礼、中庸、天命等等诸多概念，到底有没有提出一个完备的思想体系呢？为什么后人苦苦追寻内圣外王的真意，可儒家学说却总被掌权者加以延伸改造，成了一个复杂庞大，时而自我矛盾的官方哲学？

在讲求理性的时代，整理《论语》思想体系的努力不断被做出，但并未成功。有人试图以不同的专题重排《论语》的“错简”。结果一部经典支离破碎;有人努力论证《论语》每一篇的语句确实是紧密相连的，并就此做了许多的“别裁”新解，固然有趣，不免牵强。我倒觉得，我们不用再加一指之力于改造原先的文本上，我们该承认：《论语》一书，确实大部分是缺乏明确而严密逻辑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说教。因为它只是一部“外篇”杂录。

《论语》的内篇在何方？

武侠小说上武功秘籍会分内篇外篇，内练气，外练力。中国古代许多子书也分内篇外篇，如《庄子》《抱朴子》等，外为用，内为体。又据说《孟子》本也是有内外之分的，但在赵岐作注之后，外篇就散佚了。所以这些诸子百家的著作，都该“内外有别”。独独《论语》压根就没准备有“内篇”。这大概只能从孔子本人的“述而不作”说起。

且说孔老夫子体悟了天道、天命，进行了一系列整理群经的任务。他对于文王、武王、周公所传下的周礼周道，已然成竹在胸，极富自信。故而“子畏于匡，曰：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？天之将丧斯文也，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。天之未丧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？”他相信自己的使命，即在于传承文化，教育世人，所谓“天将以夫子为木铎”。可这样一位自信的学者却不愿自著，恐怕关键的原因是怕被误解。大家都指出，孔子的中心思想在于“仁”，在于“天命”等观念，可《子罕》篇上第一句明明写着：“子罕言利与命与仁。”不由使人不解，乃至成为古今一大讼案。我觉得这句话就应直观来解：子很少主动提到利，天命，仁这三个主题。《论语》之所以常常论仁，正是因为孔子不常说，学生就更发觉重要，故而在选编老师语录时就特别注意补充这一方面的内容。杨伯峻老先生说“孔子平生所言，自然千万倍于《论语》记载。《论语》出现孔子论‘仁’之处若用来和孔子平生之言相比，可能还是少的。”此论公允。

我再伸发一下，“天命”也是如此。君子敬畏天命，孔子也就不会多谈，而沟通“仁”与“命”这两个概念的关键，就在于“利”。故而孔子也就不对此阐发了。这一点，我将在下文重点说明。我以为这个关键的命题既是孔子所说“吾道一以贯之”的那个“一”，也就是《论语》内篇的关键所在。

英雄本该凌迟死，莫教我辈知天命

上文说了，孔子之所以不论自己的关键理念，是因为怕被误解。可时至今日，他受的误解还不够多吗？好吧，现在就让吾放开胆子，再次的“误解”一下。

孔子的“仁”，乃是其性格使然，在于他有一颗圣贤心。他要大济于苍生，但世情冷暖，宦海浮沉，为了这个梦想，孔子受尽苦难，颠沛流离，成了一条“丧家之犬”。于是他叩问自己，自己到底为了什么奋斗？最终得到的答案是“利”。

人类行为的目的有不为了获“利”的吗？关键是，这个“利”是什么“利”。孔子所求的绝非一己私利。墨家言“义者利也”，他们源出儒门，又与其不同。他们所说的“义”，有很浓的宗教意味，为了维护某一公义准则，他们可以上百人集体自杀。孔子所求的也绝非是某一不变的绝对真理。他要的是“人”与“我”的同一。他以“仁”的外推术，将“忠”“孝”的概念上升为“礼”，企图在一个“礼”的秩序下，将“我”的个体，与其他一个个“人”(他者？)的个体联结起来，将自己的“利”寄于他人的存在之中。并希望他人也同样将“利”的范畴无限扩大，最终使整个世界的“利”归于一点，每个人都是因为所有其他人而活着的。此所谓“大同”。有朝一日，天地万物得到“正名”，每一事物的“道”都寄托在“名”上而自然运行，“礼”的秩序真正完备，天下便有了万世的太平。

但世事艰危，孔子也知道这一体系的建成，自己一个人，哪怕再加上几代人的努力，都无法建成。但人民需要方向，他的使命就是宣讲文教，把“仁”的种子播撒在饱受苦难的中华大地上。如果说他希望建立的“大同”世界是“天”(集体意识)的追求，那种子长成参天大树的一日就终会来到。自己的努力，不论成败，都是“天命”，是必不可少的一环。于是他欣然接受了这一使命，投身到教育事业中去了。只不过，那《论语》的内篇终究不能以语词来言说。孔子坚信自己受命于天，但那个天是一种集体意识，也即一种无意识，无法以文本描述。孔子如果以“大同世界”为一政治纲领，不免会被外人乃至弟子误解，因为这种“大同”听起来好像和“大一统”极为相似，事实上后来这两种观念也确实结为胶漆般的“姐妹”。而孔子追求的只是精神上，或概念上的“人”“我”混同。连尧也会被许由拒绝，恐怕天下人也不大会赞同孔子的口号。“天命”终归是个预言，是个期许，孔子完全同意与之不同的思想存在。他对隐士的评价是“鸟兽不可与同群”，并不是骂那些隐者不是人类，而是说：鸟与兽是不同群属的。我们儒生是天生的凤鸟，高置云端，理想不切实际，一心想着天外将至未至的美好世界；而你们是地上的悠然走兽，在绝望的人间自有存活的方法，以逃避的方式等待美好世界的来到。正是“东山高卧时起来，欲济苍生未应晚”。我们的目标到底是一样的呀。我想，孔子对不理解他的人就是抱着这样的想法。他不止一次地说，不愁别人不了解自己，而患己不知人，他正是这样，把所有的精力用在因材施教，宣讲仁爱的事业上，从不奢望别人理解自己孤寂的心。

所以就此，《论语》没有了内篇。曾子不懂孔子，孟子不懂孔子，董仲舒，朱熹，王阳明都不懂孔子，作者与看官就更不懂了。但无妨的，孔子的理想，就是想留下这样一批人来，他们不了解“仁”与“命”的真正意义，却愿意花一生时间去体悟它，也愿意献身文教，费尽心力去传播它。这种人，被称为“儒”。

子谓子夏，女为君子儒，无为小人儒。可见“儒”是一批人，在孔子之前就已存在，孔子之后的亚圣、朱子等人都是“儒”。尽管他们的学说千差万别，但孔子千百年前定下的方向却没有变。在这个意义上，“儒”倒不像是个学派，更像一股世俗化了的宗教力量，他们的心中都怀着一个理想的大世界。

糟糕的重述

无疑，上文的解说是对孔子学说的一次糟蹋。因为它自相矛盾，因为孔子追求的那个集体意识，本就“不可说”。但为什么处于后现代思潮下的现今世界，如此需要“重述”呢？可能是整个人类迷茫了，可能是社会发展至今，又需要一位指引方向者了。在万众抛弃孔圣人之后，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的理想又变成了富于支持力的口号。不论如何，社会需要《论语》的内篇，补齐它是吾辈的任务。然而《论语》天生没有内篇，孔子再生也不会谈“利与仁与命”。是以为《论语》补上内篇，不是要还原历史的真实，而是另立一个学说，立足古圣人的肩膀，向大未来奋进。建立这样理论的人，在某种意义上也是“儒者”。所以，拭目以待这“儒者”的诞生。 

5. 长城：围墙还是监狱？

终于到了总结的时刻。这几篇文章大概以人物为中心，并希望在不同的历史角色之间造成互动。东亚的秩序构建之初，主要的过程就是启的“洪范”，周公的“周礼”，始皇帝的“大一统”直到董仲舒的“天人合一”四个步骤。在这条主线之外，我们看到了羿的反抗、纣的失败、周穆王在外交事业上的创新、孔子在“周礼”基础上的伟大追求。这些人物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他们的精神影响深远。我不想做猎奇的小说家，所以舍弃了伯益的黑魔法、少康的女刺客、妹喜与伊尹的密谋之类荒诞不经的情节；我也无法面面俱到，所以诸子百家暂时放在一边。倒是关于荆轲刺秦，我找来一篇新颖的文章，但它不代表我的观点。

时间推到战国后期，孔子所宣扬的贵族道德已经不存在了。卿士们最初被派去开拓荒野，如今在地方上作大，成了战国七雄。随着文明的区域再一次扩大，人民又一次呼唤强有力的权力核心。所以孟子说“天下定于一”，墨子讲“尚同”。但历史却不像他们期望的那样发展，秦帝国发动的是灭国灭族的“总体战”，并建立起极端的恐怖统治。“仁君”“贤人”的政治并没出现，对应的却引来了地图中的毒剑、博浪沙的铁锥这样以个人单挑帝国的恐怖主义。这样的天下恐怕是儒家墨者不敢想象的。而那个最终扫灭六国的那个“一”，竟是身患各种疾病、还一心渴求长生的嬴政（《史记》），若以孟子来看，恐怕是“忘之不似人君”。关于这种希望和现实的偏差，黄仁宇先生的《亚圣与始皇》有精彩的阐述。

“始皇帝”为了大一统作出很多贡献。摆脱了贵族政治的官僚体制和地方郡县让权力空前集中，焚书坑儒、重农抑商，种种意识形态上的控制使社会达到稳态。此外还有文字、车轨、钱币、度量衡的统一，“高速公路”（直道）的修建，皆是亘古以来未有的。华夏族终于建立起了自己的“民族国家”，但人民却并不愿意做这国家机器的零件。他们憎恶可怕的户籍制度和连坐法。在短暂的恐怖主义抗击失败后，他们准备集体出逃。其中有的进了“桃花源”，再也不出来；庄蹻到了滇池，也就“乐不思楚”；蜀王子则是在越南立国；逃向可怕大海的也是有的，笨一点的像田横，蹈海而死;最狡猾的是徐福，假装采药，一去不回，在东瀛当了王。这些人并不具有“中华”的认同感。其实古代的箕子也是如此，他虽通于“洪范”大法，但出生东夷，所以宁愿离开中土，自己到朝鲜经营；孔子也是夷人的后代，他虽然钦慕周朝的政治（“吾从周”），但也说过“道不行，乘桴浮于海”，也是想回东夷老家去。这种“不认同”的思想带动之下形成一股强大的流民力量，要撕碎秦的统治。怎么办？秦始皇于是干了一件大事，就是前文故意遗漏的修长城。长城本来是抵御匈奴的，但蒙恬攻取河南地，打的匈奴喘不过气来。没有了外患的秦朝，何必又费时费力，加筑长城呢？原来它不是低抗外侮的围墙，而是解决内部问题的监狱。

中国人有句话，叫“关起门来做皇帝”，若打个字谜的话，你猜对了，就是国家的“国”字。秦始皇在北边修了长城，在南边五岭地区管制流民，一方面是怕流民将铸铁技术外泄，更是怕人民继续出逃。终于他把自己的国家围起来了，他以为自己的“国”彻底稳定了，子传孙，孙传子，可至百代无穷匮也，可只到二世就亡了国。其原因还是控制不住流民。被圈在长城里的人民就不想出去了吗？孟姜女为什么要哭破长城？得不到自由的东亚人民知道，长城是哭不破了，但政权可以打破。流民被逼急了，照样揭竿而起。陈胜吴广是流民，刘邦樊哙是流氓，彭越英布是流寇，项羽张良那是流亡的贵族。秦朝灭亡，长城也就守不住了。第二批的外逃风暴开始了：卫满带着燕国流民灭了箕子的国家；赵佗早就经营起南越来，吞并了蜀国流亡政府；大批汉朝人涌向东瀛，被称为“渡来人”。他们帮东瀛人建立起国家，还想好了一个国号：“日本”。土生的日本人根本不觉得他们的国家是“日之本”，在他们眼里，太阳从太平洋里升起。但“渡来人”以中土的眼光，自然觉得自己来到了日的故乡，所以起用这个名字，表示与中央政权的分庭抗礼（参遣隋使国书的“日出处天子致日落处天子”语）。

这种外逃潮流，直到汉武帝时代才告一段落。汉武帝一边灭了南越、卫氏朝鲜等国，一边又由董仲舒完善了“天人感应”的体系。中国社会的大转型宣告完成，汉朝子民接受了“天子”的统治，最终形成了以和为贵、以集体为重的那个“汉族”。而已经逃出去的人呢？他们建立了自己的文明，他们是“大一统”的背弃者，从此与“中国”这个概念脱离，好似孩子断乳一般，去寻新天地了。

所以“中国”的建立使东亚文明开始分裂，启与羿的对立终于发展为中国和东亚的互动。中国不断力求改造东亚，东亚其他国家也不断学习中国，却始终希望走出自己的道路来。我认为，东亚文化群乃一母所生。但是如果他们之间丧失了互动或竞争，这个家庭就没有了活力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当清朝、李朝、阮朝、德川幕府这四个儒教信徒统一了东亚的时候，东亚最灰暗的时期就来到了，那几百年的东方世界宛如一潭死水。而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却继承了东亚人民“逃出去”的光荣传统，这一点怕是不可否认的。